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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是20世纪早期广西最具开创性的作家,他的创作及其作品对今天的文学界有很大的启示。

东西的作品生长在野气横生的广西,充满着寓意和野草般的文学想象。2016年初,我第一次把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称之为“命运三部曲”。可以说,这个三部曲一以贯之东西对命运的不懈追问,其决绝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既坚定执著关注民间苦难的平民立场,又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形成井然密实的结构,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命运诡异坎坷赋予小说的狠毒绝望与野气横生。比较独特的是东西有东西幽默,那是一种含泪的笑或说一种凡间的快乐,使其小说中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人物充满荒诞感与艺术张力。同时,我认为最能体现东西的小说理念的,还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这批小说往往内容也是形式,以小人物的艰难人生想象出巨大的文学寓言,显示出东西在形式上的极端追求和对情感的诚实坚持,颇具先锋性。《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叙述把失聪儿子、失明父亲和哑巴儿媳放在一个野气横生的文学场域,让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妻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这既是内容,更是形式。东西长于处理想象与现实、肢体与语言、形而下与形而上、人性人心与时代精神症候的关系,使隐喻的寓言力量与文本的活力穿心而过,充满艺术张力与批判性,直抵世道人心。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那种手持解剖刀,刃刃见血骨的野性劲道,今天都是稀罕的,就是近期东西的小说都少有如此精细精彩的叙述。他很多的中短篇小说都有着出色奇崛的艺术想象力和决绝的现实批判精神,又呼应着南中国山林的野性,使这脉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独有的文学存在。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陆地文学馆不仅能够为广西的文化版图增加一个文化坐标,还因为陆地这个精神符号的丰富性,他实际上是一位革命性与传统性、民间性与现代性集于一身的作家。革命性的红色基因来自红色延安,作为鲁艺研究员,陆地参与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包括他在南宁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的生活体验与思考。传统性和现代性是陆地等新中国第一代作家共有的。而民间性是各有不同的,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也能丰富和发展现代性。具有如此文化丰富性的陆地文学馆的建成,无数后辈将在这里得到滋养激励,也将进一步推进广西民族文化的经典化。

这幅美丽的南方春耕图,要不是紧接着读到后文,很难相信它发表于60年前,这便是陆地1959年5月起连载于《红水河》的《美丽的南方》中的描述。随意翻开书页,万物春生的瑰丽想象,足够从容质朴,也足够鲜活动人,字里行间的细腻沉静,在今天遍地都是匆匆追赶情节故事的浮躁小说创作中立显品质,实属珍贵,体现了陆地既为时代书写,更现人心的文学自觉。这份文学的自觉也体现在他的《故人》《瀑布》等小说中。

据罗瑞宁介绍,该校现已成立陆地文学馆创建小组,文学院也正组建陆地文学基础研究与外联机构。

季节催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白色的桐花铺满了一地,瓜田里开着星星点点的金花,草莓不声不响地在绿色的刺藤上呈现着它红宝石似的娇态,玉米一天比一天长高了,花生和甘蔗也长出了新叶,田野里披上嫩绿的春装,布谷鸟日夜催人,是农事正忙的时候了。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教授罗瑞宁说:“创建陆地文学馆,尤其是陆地资料征集,我们得到陆地亲属以及属下的帮助。陆地亲属陈南南把包括《瀑布》手稿在内陆地先生生前上百件珍贵的资料无偿赠送我们;陆地的学生和属下——潘荣才、凌渡两位先生是广西著名作家,潘荣才写有《陆地传》。我们曾经登门造访两位先生,他们均表态‘有生之年,假如能看到陆地文学馆真正落户陆地故里高校——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校园内,将是广西文学文化的大幸,今生可以无憾矣!’两位先生将他们自己珍藏的全部有关陆地资料都捐给了我们。”

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是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陆地有感于1951年冬,作为土改中队副队长,与艾青、田汉、安娥、胡绳、阳太阳等人,会同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与的南宁郊区土地改革运动,并历时5年一改再改创作而成。小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一并列为中国的土改小说,虽然陆地不如丁玲、周立波影响大,同为延安鲁艺出身,也同样难免“主题先行”的问题,但《美丽的南方》却少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对立,不直接写斗争地主的场面,农民忆苦思甜的会议也最大限度减少,尤其不正面触及土改暴力,在广西剿匪的战争中也将土改运动中的暴力因素最大限度地弱化。陆地以最大的热情倾注笔端,抒写了韦廷忠等壮族农民干部的成长、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土改运动的发动过程等,而穿越故事之间的是人物的情感纠结与世道人心,还有广西独特的“翻天覆地的历史风云、淳厚善良的民族风情和美丽神奇的自然风光”。当代广西文学的发轫之作,正源自陆地的《美丽的南方》。2010年,我曾约请民族文学研究名家李鸿然重新评论陆地与《美丽的南方》,文章认为:“在区域文学坐标上,陆地作为广西现当代文学奠基人……在国家文学坐标上,陆地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东北,新中国成立后重返广西,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都留下了光辉的文学业绩。以今天的眼光看,某些作品虽然存在缺失和局限,但陆地在每一历史时期都给中国文坛提供了上乘之作,对于文学中国来说,这些作品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和明天。”杂志出来后,已在医院长住的陆地先生不断与我及友人肯定此文,不久,陆老先生便辞世了。陆地也在首版后记里写到:“故事是过去了,其精神也许不失为一面镜子,从中窥见这一时代的步伐,帮助读者辨认思想的道路”。

作为广西文坛的旗帜性人物,陆地一生创作颇丰,尤其是创作的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1960年出版后引发全国反响。著名学者李鸿然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专章评论道:“在国家文学坐标上,其地位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这份对时代的文学想象,对写过尖锐长篇《我是恶人》的壮族作家李约热而言,同样变得宽厚丰实,他还写过《李壮回家》《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青牛》《涂满油漆的村庄》等有影响的中短篇。但近期他的新著《人间消息》的文学想象穿越了他原有的根据地“野马镇”,抵达此刻他当“第一书记”的驻村地,乃至大都市,更贴近生活日常,并把人性的坚韧推到极致,哪怕在苦难面前,他也要挖掘出人物深处忧郁但热烈坚韧的灵魂,让人物自己变得更好,人世更多亮光。特别可喜的是,在他塑造了系列新人物形象的同时,我以为他有了自己叙述的声音,可以用自己的腔调去想象与讲述人间的消息。

文学馆的基础是有价值的文学史料。对于创建陆地文学馆而言,抢救散落各地的陆地珍贵资料,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文学研究学术团队为此不懈努力,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上门走访陆地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等动员捐赠,目前已收集到《瀑布》手稿、陆地各种获奖证书、陆地墨宝及各版本的陆地作品及研究等各种珍贵资料近千件。

这些绚丽飞扬的诗句选自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它首发于1955年6月《长江文艺》,随即《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轰动一时,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盛况空前。作者韦其麟时年20岁,彼时还是武汉大学二年级学生,他与此诗一同在新中国的文学天空熠熠生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最早具有全国影响乃至国际意义的作品,次年,21岁的壮族诗人韦其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年轻的会员。

区内外与会专家共同回顾陆地文学生涯及创作特点,并从“新时代的地方叙事”这一主题出发,各抒己见。

野性与先锋:《没有语言的生活》

陆地,这位广西现当代文学奠基人的名字,最近又被反复提起,成为传播的热点。

瑶族作家光盘的《去吧,罗西》也在用心描述生与死这一课。患重病的单身女罗西,生与死都希望与宠物为伴,但经济发展与人心裂变,不仅侵略人的墓地,也腐蚀着宠物墓园,更侵蚀与宠物为伴的虚空的人类,使“我”无法完成对罗西的承诺。小说独辟蹊径,对人性的追问游刃有余而意味深长。内里的人生荒诞性也体现在凡一平的《理发师》《非常审问》,以及他的“上岭村系列”。一样探讨生死一课,关注欲望下扭曲的人心、人性和人伦的,还有田耳《一天》、李约热《龟龄老人邱一声》、朱山坡《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等等。讷于世而敏于言的田耳,专注地把自己现实又超现实的小说世界推向极致,一如《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般的异质性与现代感。朱山坡新著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从少年南方小镇的记忆出发,17个以蛋镇电影院为背景并相互关联的故事,充满了野性与荒诞、离奇与诗意。这些广西作家的近期新作,在书写浮躁复杂的现实里,既展示了时代的大进程,又多了些沉潜的人类的尊严与情怀,这些书写现实小人物的沉默与梦想的小说,荒诞又先锋,是真也是幻,直面严峻的现实,但都洋溢着当下难得一见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否是广西作家群体精神成熟的重要标志?

出席揭牌仪式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创建陆地文学馆,传承民族文学经典,打造本土民族文化品牌,创造别具一格的“文学文化景观化的创意平台”馆藏展示,不仅可以促进地域和壮族文学的持续崛起,还可助力旅游产业发展和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对崇左乃至广西推动并加固“壮汉一家亲”将发挥重大文化作用。

一个时期好的文学应该是这个时期母语使用的优秀样本,是这个时期母语建设的大力推动者。《美丽的南方》既成为中国的土改小说的一个范本,也开创了当代广西长篇小说的历史。于是,连续20年间,李栋、王云高《彩云归》,李英敏《南岛风云》,武剑青《失去权利的将军》,蓝怀昌《波怒河》,黄继树《桂系演义》,韦一凡《劫波》等小说都在上世纪80年代前贡献出各自的文学想象,并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邕江》1979年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虽有主题先行之痕迹,但其领改革开放之先锋,较早抒发了流落台湾的大陆人对故乡故土的款款深情,影响一时,小说很快被《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转载,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文学广西的一个时代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出创建陆地文学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实际步骤,也是增强左江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一个重大举措。当前创建陆地文学馆,是激励和培养崇左乃至广西高素质文艺人才的需要,也是‘花山文脉’的延续,更是壮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罗瑞宁对记者说。

鬼子也用极致的方式写作,简单犀利,奇崛荒诞。其代表作《被雨淋湿的河》始终都深潜着一种巨大的叙事推动力,碾压着陈村晓雷父子从不同的方向朝一个共同的悲惨命运呼啸而去,令人发指,悲怆悲催,一如干枯的河床也会吞噬苦难的老魂灵陈村;而晓雷畸形的悲愤与坚硬的抗争也令人感慨不已,艰难人生的泪雨也能流成河,这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学力道,还凸显在他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系列小说中。

自治区党校教授陈学璞曾在2017年写过一篇调研报告,建议建立陆地文学馆。亲历揭牌仪式,他激动地说:“陆地文学馆,除了要纪念这位著名作家以及他出版的一系列精品之外,更主要还是把陆地的文化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把他的这种革命精神、人文情怀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这个馆,首先主题要鲜明。陆地在抗日烽火燃烧的时候奔赴延安,到了革命圣地经受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那里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长为一位革命作家,陆地这种精神信仰很值得我们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建这个馆,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次,这个馆不能够纯粹只是摆一些图书,而要营造一种氛围,让人一来到这里,就融入一种激发创作的氛围。这个馆,还可以变成文化产业创意室。”

还有“70后”、“80后”对时代的追问与想象,也显出文学的重量。比如近期开启了科幻文学想象的女作家杨映川,10多年前她的小说就颇具先锋性,如《不能掉头》《我困了,我醒了》等,如今转向寻求人物的自我救赎,如中篇小说《马拉松》对人心的解读就别有洞见,范记馄饨店老板范宝盛为寻找儿子进行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很有想象力。而与映川同为百色人的陶丽群也颇有文学力量,她以净色的笔墨,深入女性感伤的宿命黑洞,探究边地城乡现实中的女性的命运,挖掘女人世界那不见血的厮杀,尤其对母女、夫妻关系的探索,涂抹出自己的一地忧思与抗争,只是杨映川精神上多些禅意与宽度,也更为成熟。陶丽群的《母亲的岛》《打开一扇窗子》《白》《正午》都不同程度地书写一种坚硬的亲情,以及与生活争夺爱的能力,凸显了人世的艰难与人性的坚韧,尤其在难为人言的辛酸和不屈中呈现人的隐忍与抗争。那份自省与批判,在细腻入微的日常生活中,真实真切得让人生与世界变得更有重量。

这是因为不久前,地处南国边陲崇左市的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成立陆地文学馆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1955年,壮族诗人韦其麟以叙事长诗《百鸟衣》惊艳中国文坛。3年后的1958年,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这对身处边地的广西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次年,壮族作家陆地以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为国庆10周年献礼。从此,广西作家发表作品,常常以族别自称。壮、侗、苗、瑶、仫佬等11个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得到特别的关注。而韦其麟最先成功地对广西的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化和创造,为如何充分挖掘与表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文化、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做出了创造性的艺术贡献,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苏联文学批评家奇施科夫称赞韦其麟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天才的代表人物”,70年来他也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

由于陆地精神的感召,邱华栋、李洱、黄发有、林白、张燕玲、林那北、朱山坡等区内外评论家、作家出席了揭牌仪式和同期举行的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杂志和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共同发起的《南方文坛》年度奖颁奖暨“今日批评家”论坛。

肖江虹对文学的虔敬态度,将原始纯正的民俗化为元气充沛的书写,尤其对主人公唱傩的描述款款深情,虔诚神性,丰饶宽阔,极为动人。作者张扬了主体性的人格和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现代工业革命与地区的原始民俗神权形成的冲撞之势,世界向前发展,秦安顺成为傩面时代最后的绝响。

广西作协常务副主席朱山坡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创作感受,表示自己身为地处南方的写作者,感觉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地域性、差异性、神秘性慢慢地消失了。但是人的差异性永远存在,这是留给文学的最后一笔财富。让人比较担心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的差异性被淹没,人的独立性和隐秘性也在消失,将来怎么书写,这是未来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必须与人类文明融合,才可能走向世界。在把握民族话语、尤其民俗与现实的文化冲突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割裂民族话语与其他诸种话语的关系,而应把民族话语化为隐形,人类共性化为显形,就能很好地阐释南方民族文学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因为在民族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边地文学的优势之所在,建立人类共通的情感,才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桂籍旅美作家、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陈谦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认为文学艺术的要义是追求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而地方性就是一部作品的文化指纹,就像一个出色的歌者,必须要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一样。只有拥有他人难以复制的品质,文学作品才可能具备真正的艺术价值。

如此颇具传统的民族性与现代感的文学创作,还有贵州苗族作家伍略的《曼朵多曼笃》,广西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的叙事长诗《虹》《歌坡小景》、苗族作家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带刺的玫瑰花》,云南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白族作家杨苏的《初春的早晨》、白族诗人晓雪的《大黑天神》等等。而少数民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生活,逐渐成为近几十年广西文学的主流。在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中,陆地、韦其麟、包玉堂、周民震、蓝怀昌、潘琦、韦一凡、凌渡、冯艺、黄堃、黄佩华、黄伟林、包晓泉、陶丽群等少数民族作家直面严峻现实,怀抱理想,他们的作品以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质,分别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