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ca88平台】,步步高升

  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

  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四月十五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二十一日选举和闭幕难以做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23日。)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至于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开始的。二月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③(③《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④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①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他。”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已暴露出种种问题,毛泽东仍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不搞这场“文化革命”是不行的。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13日。)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

  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

  “峻岭”何人?江青也!

  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大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九人发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前线、同苏联入侵军队作战的基层指战员代表。他上台时和发言结束后,毛泽东都站起来鼓掌,同他握手,并且说:“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4日。)这次全体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③(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

  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省解决。”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录,1969年4月1日。)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②(②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

  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

  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论。”

  报导是这么写的:

  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

  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

  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陈伯达倒向林彪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O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③(③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20日。)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还决定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单,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年9月25日。)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8日。)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

  这八篇讲话是: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

  中央政治局委员:

  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①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

  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而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只有十二人继续当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②(②《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九十五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③(③《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十八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出现“打倒一切”的浪潮,打击面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力图对这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十一月十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0日。)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

  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

  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①(①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23日。)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①毛泽东关

  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